“反正除了你不会是别人，那个大哥出手那么阔绰，还给我和小花一人买了一桶泡面，都说人穷志短，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农民工的话仿佛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共鸣，他们纷纷点头，对我指指点点，脸上的表情尽是鄙夷。

周围的人大都衣着光鲜，神采亮丽，他们有的是北京本地的，有的是外来人员，唯一共同点就是对穷人的轻视。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怎么回事儿，人都齐这儿干嘛？”两个手拿电棍的巡警走过来分开人群很是威风的问。

“他是小偷！”

“他偷了人家给孩子治病的钱。”

那个农民工还没开口，周围的人倒是先齐声控告起来了。

我既觉得难堪又觉得羞辱，使劲挣开那个农民工拽着我衣袖的手，反驳道：“我没有，警察同志，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两个警察看上去也不过二十多岁，年纪不大，架子却不小，估计是在首都当差的原因吧，其中一个警察一脸不耐烦的摆了摆手阻止我再说下去：“得了得了，也甭跟我这儿解释什么，我还不知道么，就你们这些外地人事儿多，走，跟我去局子里说去。”

就这样，我和那个农民工一下火车就都被带进了警察局。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去警察局了，当初跟父母走失以后，我曾无数次的被送到过这种地方，由于不知道自己老家在哪里，他们嘴里说着要把我送去孤儿院，可我最后还是流落在了街头，首都的警察局跟其他地方的警察局没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办公地方宽敞明亮了些，穿着制服的公职人员“铁面无私”了些。

我跟那个农民工一同坐在审讯室的长椅上，小花哭得累了，挂在那个农民工的脖子上睡得挺沉的，长长的审讯桌对面，两个带帽子的公安负责做笔录，面无表情而又有些不耐烦的问：“姓名？”

“江枫”

“刘学生！”

那个农民工报出自己名字的时候，负责做笔录的公安从本子上抬起头来，咧嘴一笑：“哟，还留学生呢，你认识字儿么？”

那个叫刘学生的农民工一张脸涨得通红，憋屈了半天，却也说不出个什么来。

其实有时候，同情是轻视的褒义词，只不过前者委婉，后者直白，但追本溯源，得到同情或者得到轻视的，大多都是弱势群体。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深深的知道被轻视是什么滋味，我也终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说道：“这名字都是爹妈取的，就算没读过书也总归是认识的，你要不会写，我教你，刘就是**的刘，你不会连**都不认识了吧？”

那个负责做笔录的公安一听，啪的一声把手里的钢笔拍在了桌子上站起来指着我就说：“哟呵，你一个小偷还在我面前装什么大学生，信不信我把你关牢里去？”

这时他旁边负责问话的那个公安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按下来说：“别气，跟个毛头小子犯什么冲，你坐下，我来问话。”

那个负责做笔录的公安听到他这样说，露出一个别有深意的笑容，竟然真的就乖乖坐下了。

“小伙子，我问你，昨天晚上在火车上是不是你挨着他坐的？”负责问话的公安把手背在身后，在在我面前，和颜悦色的问。

“是我，可是我是后半夜才换过去的。”我老老实实的回答，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那个农民工一听我这样说，情绪立马就激动起来：“警察同志，你也甭问了，我建议你们啊搜身，钱如果是他偷的，那么一定还在他身上！”

那两个公安对视一眼，显然是认同了这个农民工的办法，其中一个拍着桌子问我：“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要我们搜身？”

“钱不是我拿的，你们有什么权利那么做？”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学校老师教我们的什么平等，民主，自由，根本是在变相的扭曲我们的社会观，让我们以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其实是众生平等的，于是我们把这些道理说给别人听，他们听到后的反应让我们明白了所谓的道理其实只是一个笑话。

“哟什么态度，我告儿你，就你这样的就算你真的没有偷东西，我们也得打电话让你爸妈来保释你，少废话，那个留学生，你自己丢了钱自己动手，搜他身，他要是敢反抗，我们在一旁伺候着！”

原先那个负责做笔录的公安此时又站了起来，指着农民工让他来搜我身，并从腰间掏出一根电棍拍在了桌子上，大有恐吓威胁我配合的意思。

那个农民工听到那个公安这样说，把挂在他脖子上的小女孩放到一旁的长椅上躺着走到我面前来，有些为难的说：“小伙子，对不住，钱要真不是你偷的，你就让我搜上一搜，这钱是给我孩子治病的，不能丢了，丢了它就等于丢了我的命，你也别怨我！”

其实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他的苦衷，但是对于他执意认定我是小偷这件事我还是有些难以释怀，毕竟我从小在阿南身上学到的人穷，但是要穷得有骨气。

“呐，还说不是你偷的！”那个农民工从我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了阿南从赵钱哪里借来的那一万块学费，抖着手把纸包打开，看见钱的时候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终究还是义愤填膺的责问道。

我知道，这种情况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而且我也知道他的钱大概是被谁偷走了，阿南给我的一万块前钱里面有十张五十的，因为当时赵钱取钱的时候，柜台的工作人员刚刚清点完钞票，顺手就把这十张五十的一起给了他，这一点那个农民工不会没发现，可是他依旧说钱是我偷的，无非是因为他知道偷他钱的那个东北人早就走了，诺大的北京如何找得回来，像他说的，这钱是救命钱，丢了钱就等于丢了他的命，命跟人品比起来，到底是人品要轻得多，所以他才会这么说。

“我是来北京上学的，这钱，是我爸给我的学费！”我之所以会说这句话，不是因为想要解释些什么，因为我知道现在就算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他该诬陷我的还是会诬陷，我说，只是想让他知道，这钱对我来说，同样重要！

那个农民工脸色十分苍白，额头上细细密密的都是汗珠，他那只拿着我钱的手几不可见的颤抖了一下，哆嗦着唇，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不就清楚了吗？”那个负责做笔录的公安看到农民工从我身上搜出了钱，倒是一脸的欢喜，就好像我是小偷对他有莫大的好处一般：“你可以走了，你留下来，给家里打电话，让你的家人来保释你。”

农民工复杂的看了我一眼，终究还是把那钱收进了自己的口袋，转身的动作格外缓慢，我看到他弯腰去抱熟睡在长椅上的小花，手一滑，孩子差点从他手中掉下去，经过这么一闪失，小女孩醒了，小手揉着眼睛，看到抱着自己的是平静了的父亲之后笑着张开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农民工回过头来看我，眼睛红得像是被火烧干了了一样，他步伐沉重的走到我面前，似乎是想说什么的，却终究什么也没说，抱着孩子离开了。

他的背影，让我想到了阿南，如果今天那个得病的孩子是我，阿南会不会也跟那个农民工做出一样的选择？

其实这个答案在阿南接受赵钱的侮辱的时候就已经显而易见了，我颓然的坐了下来，那个公安已经开始拿起电话问我要号码。

“135****215！”这是阿南的手机号码，阿南不会说话，这手机是我给他买的，当时商场大减价，一部新手机一百八十块钱就可以买得到，我觉得挺便宜的，可阿南执意要拿去退了，认为自己用不着，我好说歹说，最后决定我每次打电话回去，他接到后就敲两下电话。

“喂，请问你是江枫的亲人吗？”公安拿着电话，用客气而又疏离的语气问道。

电话那边传来两声敲击，那个公安皱了皱眉头，一头雾水的把电话挂了，如此反复好几次后终于不耐烦了，撂了电话冲我吼：“你小子玩儿我呢？电话接通了没人说话，你家里人都什么毛病？哑巴啊！”

当时我还在想那个农民工的事情，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此时只听到他吗，骂我家里人都是哑巴，于是噌的一下站了起来：“你才哑巴，阿南会说话，他敲了两下表示他已经听到了！”

那个公安显然没想到我火气这么大，当下表情有些讪讪，最后摸着下巴重新拿起电话，嘴里碎碎念着：“靠，还真是哑巴！”

我没想到来北京的第一天居然会是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度过的，我蹲在角落里，望着头顶上那盏明晃晃的白炽灯，脑子里想着阿南现在是不是赶去车站买票，他不会说话，会不会找人帮忙，他一定很着急，说不定还会觉得失望，在家还好好的孩子出了门就变成小偷被抓到警察局了。